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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在做夢:疫情確實徹底顛覆了人類與時間的關系

你不是在做夢:疫情確實徹底顛覆了人類與時間的關系

Bernhard Warner 2020年07月17日
這位法國學者寫過很多關于“當下主義”的文章,用來詮釋當代的一些謎題。

1909年,法國日報《費加羅報》(Le Figaro)頭版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未來主義的創立和宣言》(The Founding and Manifesto of Futurism),作者是意大利激進哲學家和技術愛好者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蒂。在文中,馬里內蒂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觀念,他認為技術和機械化運輸的崛起將引領一個創新的時代。

如果未來主義有對立面的話,那可能就是當下主義——一種固守中立的世界觀。說起當下主義相關文章,很少有學者比弗朗索瓦?哈托格更多產。這位法國歷史學家花費幾十年進行時間研究,研究在當前快節奏的世界里,時間是如何越來越顯得停滯不前——以及這種現象如何反過來影響我們理解人類共同的過去和應對人類未來共同的挑戰的能力。

哈托格在他2015年出版的《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一書中寫到了生活在當下主義時代的情景。該書并未對人類現代社會進行恭維描述。想想短期主義,相比之下當下主義只是時間上更短。哈托格在他的作品中所展現的當下主義是一種缺乏遠見、憤世嫉俗的世界觀。

哈托格解釋說,當下主義是“一種只有現在存在的感覺,就像永遠原地不動的‘跑步機’一樣”。

“跑步機”聽起來可能很抽象,那就舉個例子吧。例如,你的侄子剛剛大學畢業,負債累累,而且就業前景黯淡。他的未來太痛苦了,讓人不忍想象。或者換個例子,有一些人否認氣候變化,他們拒絕采取行動來拯救地球的未來。又或者,在社交隔離時期,日復一日的居家生活讓你覺得渾渾噩噩,你和同事開Zoom會議的時候,都想不起來今天到底是周幾。

哈托格指出,這種當下主義的觀點并不能解釋現代生活中的所有謎題,也沒有揭穿所有可能的論點,即認為面對巨大的生存挑戰時,最好還是維持現狀,不要對未來有太多設想。但是他確實及時地觀察了人類在特殊時期的共同生活經歷,以及為何說人類生活在一個真正空前的時代。

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哈托格在巴黎。2019年3月。照片來源:迪迪埃?古比——由弗朗索瓦?哈托格提供。圖片來源:Didier Goupy—Courtesy of Francois Hartog

為簡明起見,以下問答已經過編輯。

《財富》:您對封鎖禁令下人們的生活狀態有何看法?許多成年人在家工作,在家教育孩子。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時間已經被扭曲。

哈托格:是的。封鎖禁令實施之后,人們突然發現自己被禁錮在一個暫停的時間,一個永遠不變的時間。人們處于一種禁閉狀態。日子一天天過去,時間卻似乎已經停止。但是因為有了電腦,一個人點擊一下鼠標,就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因此,在我看來,數字世界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當下主義,具有即時性和同步性。對于那些被排除在這個(數字)世界之外的人來說,情況有所不同。但最近幾個月,數億人能夠登錄并連接網絡時,變革就此發生。這樣一來,我們開始擁抱新的數字環境。數字環境與人類環境相比變化巨大……人類足不出戶即可環游世界。我們可以和朋友們一起通過WhatsApp喝開胃酒,或者聽音樂會。可以追蹤每個地方的每個時刻。我們可以看到一切,感受一切,見證一切。不同之處在于我們肉體的缺席。

《財富》:疫情也迫使我們中的一些人反思人類與地球的關系。

哈托格: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人譴責短期主義——人類社會越來越以即時滿足為中心。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慢節奏運動——慢速生長的食物,慢速進行的一切,以及慢下來的需求。有些人崇尚節儉生活,于是從城市搬到了農村。在現實中已經形成一種趨勢。

《財富》:在您的研究中,您一定遇到過與人類在疫情中所面臨的情況相似的歷史事件。

哈托格:我們當前面臨的境況前所未見。新冠疫情是一場非常嚴重的健康危機。類似性質的流行病和健康危機的歷史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但是就疫情來說,這種流行病的爆發源于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日益惡化。人類導致地球生物多樣性的急劇減少。當前,完全不同的一點是:人類已經成為一種地質作用力。這就是人類世的概念……由于新冠疫情,我們才重新認識到,人類只不過是物種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強大的物種。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知道,如果聽之任之,新冠病毒可以對人類物種產生抑制作用。這在以前從未發生,同時也對人類對現代世界的整體看法(我們對進步的看法,我們對自然的掌握)提出質疑。

《財富》:那么,您認為人類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

哈托格:是的。在新冠疫情開始時,人們認為科學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公眾也一直對科學信息高度信任。這種現象也部分源于政府對科學建議的高度依賴。但是很快就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并展開討論。部分原因在于媒體開展討論的方式。在法國,人們在脫口秀和電視上看到的都是健康專家。有人這樣說,有人那樣說。而人們很快發現,科學在陳述和結論上做不到如此肯定。很多時候,答案是:‘我們不知道。’……這讓人們筋疲力盡。想到自己不得不生活在不確定中,人們會感到處境非常艱難,會變得焦慮。

因此,當科學針對問題無法給出永久性和確定性的看法時,公眾就會失去對科學的信任,接著陰謀論自然就會出現:‘病毒是在實驗室里制造的。政府在對我們撒謊。’至少在法國,這些推測在街頭引起了廣泛關注。

《財富》:您認為公眾會恢復對科學和專業知識的信心嗎?

哈托格:我不確定。如果疫情消退的話,可能會。但是如果再爆發第二波疫情,那就太可怕了。公眾對于醫學專家也會產生極大的懷疑,對政府也是如此。他們處于一種難以忍受的境地。在法國,公眾對政府的懷疑和反對由來已久。即使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也是這樣。

《財富》:人們對政府機構的信心正在崩潰。

哈托格:當今的政治實行的是絕對的當下主義。特朗普就是最好的示例,而他的推特就是最好的證明。推特的本質是把你拉進一個圈子——有人說了什么,你回復,幾分鐘后,推特發的信息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現在所有的政客都在用推特進行交流。這不僅會扭曲當下,還會扭曲瞬間——尤其在下一個瞬間,信息的意義完全改變時。在這種情況下,你就沒必要再記得三分鐘前說的話。在這種政治環境中,首先要做出反應,然后才是情感。當然,沒有空間留給你進行任何反思或分析。你也不能置身事外進行評估。你必須親臨現場,每一分鐘都在現場。

《財富》:您的下一本書是否會反映人類共同的疫情經歷,探討這一經歷是否會對我們與時間的關系造成影響?

哈托格:我的下一本書叫做《時間之神:西方與時間的斗爭》(Chronos: The West’s Struggle with Time)。應該在五月份出版。但由于疫情影響,出版時間推遲到十月份。這不是一部關于時間的歷史,但是書中以很長的時間跨度展現了從基督教世界到人類世(包括人類當前面臨的危機)人類對時間的理解問題。(財富中文網)

譯者:Biz

1909年,法國日報《費加羅報》(Le Figaro)頭版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未來主義的創立和宣言》(The Founding and Manifesto of Futurism),作者是意大利激進哲學家和技術愛好者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蒂。在文中,馬里內蒂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觀念,他認為技術和機械化運輸的崛起將引領一個創新的時代。

如果未來主義有對立面的話,那可能就是當下主義——一種固守中立的世界觀。說起當下主義相關文章,很少有學者比弗朗索瓦?哈托格更多產。這位法國歷史學家花費幾十年進行時間研究,研究在當前快節奏的世界里,時間是如何越來越顯得停滯不前——以及這種現象如何反過來影響我們理解人類共同的過去和應對人類未來共同的挑戰的能力。

哈托格在他2015年出版的《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一書中寫到了生活在當下主義時代的情景。該書并未對人類現代社會進行恭維描述。想想短期主義,相比之下當下主義只是時間上更短。哈托格在他的作品中所展現的當下主義是一種缺乏遠見、憤世嫉俗的世界觀。

哈托格解釋說,當下主義是“一種只有現在存在的感覺,就像永遠原地不動的‘跑步機’一樣”。

“跑步機”聽起來可能很抽象,那就舉個例子吧。例如,你的侄子剛剛大學畢業,負債累累,而且就業前景黯淡。他的未來太痛苦了,讓人不忍想象。或者換個例子,有一些人否認氣候變化,他們拒絕采取行動來拯救地球的未來。又或者,在社交隔離時期,日復一日的居家生活讓你覺得渾渾噩噩,你和同事開Zoom會議的時候,都想不起來今天到底是周幾。

哈托格指出,這種當下主義的觀點并不能解釋現代生活中的所有謎題,也沒有揭穿所有可能的論點,即認為面對巨大的生存挑戰時,最好還是維持現狀,不要對未來有太多設想。但是他確實及時地觀察了人類在特殊時期的共同生活經歷,以及為何說人類生活在一個真正空前的時代。

為簡明起見,以下問答已經過編輯。

《財富》:您對封鎖禁令下人們的生活狀態有何看法?許多成年人在家工作,在家教育孩子。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時間已經被扭曲。

哈托格:是的。封鎖禁令實施之后,人們突然發現自己被禁錮在一個暫停的時間,一個永遠不變的時間。人們處于一種禁閉狀態。日子一天天過去,時間卻似乎已經停止。但是因為有了電腦,一個人點擊一下鼠標,就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因此,在我看來,數字世界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當下主義,具有即時性和同步性。對于那些被排除在這個(數字)世界之外的人來說,情況有所不同。但最近幾個月,數億人能夠登錄并連接網絡時,變革就此發生。這樣一來,我們開始擁抱新的數字環境。數字環境與人類環境相比變化巨大……人類足不出戶即可環游世界。我們可以和朋友們一起通過WhatsApp喝開胃酒,或者聽音樂會。可以追蹤每個地方的每個時刻。我們可以看到一切,感受一切,見證一切。不同之處在于我們肉體的缺席。

《財富》:疫情也迫使我們中的一些人反思人類與地球的關系。

哈托格: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人譴責短期主義——人類社會越來越以即時滿足為中心。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慢節奏運動——慢速生長的食物,慢速進行的一切,以及慢下來的需求。有些人崇尚節儉生活,于是從城市搬到了農村。在現實中已經形成一種趨勢。

《財富》:在您的研究中,您一定遇到過與人類在疫情中所面臨的情況相似的歷史事件。

哈托格:我們當前面臨的境況前所未見。新冠疫情是一場非常嚴重的健康危機。類似性質的流行病和健康危機的歷史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但是就疫情來說,這種流行病的爆發源于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日益惡化。人類導致地球生物多樣性的急劇減少。當前,完全不同的一點是:人類已經成為一種地質作用力。這就是人類世的概念……由于新冠疫情,我們才重新認識到,人類只不過是物種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強大的物種。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知道,如果聽之任之,新冠病毒可以對人類物種產生抑制作用。這在以前從未發生,同時也對人類對現代世界的整體看法(我們對進步的看法,我們對自然的掌握)提出質疑。

《財富》:那么,您認為人類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

哈托格:是的。在新冠疫情開始時,人們認為科學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公眾也一直對科學信息高度信任。這種現象也部分源于政府對科學建議的高度依賴。但是很快就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并展開討論。部分原因在于媒體開展討論的方式。在法國,人們在脫口秀和電視上看到的都是健康專家。有人這樣說,有人那樣說。而人們很快發現,科學在陳述和結論上做不到如此肯定。很多時候,答案是:‘我們不知道。’……這讓人們筋疲力盡。想到自己不得不生活在不確定中,人們會感到處境非常艱難,會變得焦慮。

因此,當科學針對問題無法給出永久性和確定性的看法時,公眾就會失去對科學的信任,接著陰謀論自然就會出現:‘病毒是在實驗室里制造的。政府在對我們撒謊。’至少在法國,這些推測在街頭引起了廣泛關注。

《財富》:您認為公眾會恢復對科學和專業知識的信心嗎?

哈托格:我不確定。如果疫情消退的話,可能會。但是如果再爆發第二波疫情,那就太可怕了。公眾對于醫學專家也會產生極大的懷疑,對政府也是如此。他們處于一種難以忍受的境地。在法國,公眾對政府的懷疑和反對由來已久。即使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也是這樣。

《財富》:人們對政府機構的信心正在崩潰。

哈托格:當今的政治實行的是絕對的當下主義。特朗普就是最好的示例,而他的推特就是最好的證明。推特的本質是把你拉進一個圈子——有人說了什么,你回復,幾分鐘后,推特發的信息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現在所有的政客都在用推特進行交流。這不僅會扭曲當下,還會扭曲瞬間——尤其在下一個瞬間,信息的意義完全改變時。在這種情況下,你就沒必要再記得三分鐘前說的話。在這種政治環境中,首先要做出反應,然后才是情感。當然,沒有空間留給你進行任何反思或分析。你也不能置身事外進行評估。你必須親臨現場,每一分鐘都在現場。

《財富》:您的下一本書是否會反映人類共同的疫情經歷,探討這一經歷是否會對我們與時間的關系造成影響?

哈托格:我的下一本書叫做《時間之神:西方與時間的斗爭》(Chronos: The West’s Struggle with Time)。應該在五月份出版。但由于疫情影響,出版時間推遲到十月份。這不是一部關于時間的歷史,但是書中以很長的時間跨度展現了從基督教世界到人類世(包括人類當前面臨的危機)人類對時間的理解問題。

譯者:Biz

In 1909, the French daily Le Figaro carried on the front page “The Founding and Manifesto of Futurism,” a rousing essay by the radical Italian philosopher and technophile,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In it, Marinetti championed the rise of technology and mechanized transport to usher in an age of innovation, an enduring concept.

If there is an antithesis to futurism it might be presentism, a kind of stuck-in-neutral worldview. Few academics have written more about presentist thinking than Fran?ois Hartog. The French historian has spent decades studying time, and how, in our fast-paced world, it increasingly appears to stand still—and how that phenomenon, in turn, messes with our ability to make sense of our shared past and the collective challenges we face in the future.

In his 2015 book,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 Hartog wrote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living in a presentist age. It’s not a flattering description of our modern times. Think short-termism, but only shorter. The presentism that Hartog fleshed out in his writing is a cynical worldview devoid of vision.

Presentism, Hartog explains, is "the sense that only the present exists, a present characterized at once by the tyranny of the instant and by the treadmill of an unending now.”

The treadmill of an unending now may sound abstract—that is, until you consider the plight of, say, your nephew, a recent college graduate with a mountain of debt and few job prospects. His future is too painful to think about. Or maybe it rings a bell as you tune into the arguments of climate change denialists who reject the need to act now to save the planet down the road. Or, maybe you can hear that treadmill grinding in your head in this age of social distancing and stay-at-home orders. Who hasn’t patched into a Zoom call with scruffy colleagues only to wonder, what day is it, anyhow? (Could a COVID-inspired remake of Groundhog Day be in the works?)

Hartog is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this idea of presentism doesn’t explain all of modern life’s conundrums. It also doesn’t debunk every argument that, in the face of enormous existential challenges, it’s best to stick with the status-quo. But he did have some timely observations about our shared experience of life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and how we are living in a truly unprecedented age.

The following Q&A has been edited for brevity.

Fortune: What’s your view of our life under lockdown? Many adults juggle work from home with home-schooling the kids. For many of us, it’s warped time.

Hartog: Yes. With lockdown, people suddenly find themselves locked in a suspended time, a time that is always the same. It’s a kind of confinement. The days are passing, but time seems to have stopped. But because of computers, a person can be present everywhere in a click. Therefore, the digital world, I think, is fundamentally presentist. It’s instant and simultaneous. For those excluded from this [digital] world, it’s different, of course. But in recent months, whe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ere able to log in and connect, it was transformative. In doing so, we came to embrace our new digital condition. Our digital condition is a drastic change from our human condition… We were abl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without leaving our room. We could take part in aperitifs on WhatsApp with our friends, or listen to a concert. We could follow every moment, happening everywhere. We could see everything, feel everything, be present at everything. Only our physical presence was missing.

Fortune: The pandemic also forced some of us to reflect upo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lanet.

Hartog: Even before the pandemic, you had some people denouncing short-termism—the way our society was increasingly centered around instant gratification. A good example of that was the movement around slow—slow food, slow everything, the need to slow down. There were people who embraced frugal living. They moved out of the city, and into the countryside. It’s a real trend.

Fortune: In your research, you must have come across historical events that are similar to what we are facing in COVID-19.

Hartog: What we are facing here is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This is a very serious health crisis. Pandemics and health crises of this nature are as old as humanity… But with COVID, this pandemic stems from humanity’s deteriorating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We have reduced dramatically the earth’s biodiversity. What is completely new today is that humanity has become a geological force unto itself. This is what’s meant by the Anthropocene… And, thanks to COVID, we have rediscovered that we are just one species, and not necessarily the strongest one. This virus, in a way, could suppress the human species as we know it—that is, if we do nothing. This makes it unprecedented. It puts our whole view of the modern world—our vision of progress, our mastery over nature—in doubt.

Fortune: So, you’re seeing humanity at a kind of crossroads?

Hartog: Y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the impression was that science had a prominent role, and that scientific message was sticking with the public. That’s also because governments were relying so much on scientific advice. But very quickly doubts entered the discussion. Part of this is because of the way the media set up the discussion. In France, what we saw on talk shows, on TV, were health experts. One says this. The other says that. People discovered very quickly that science cannot be so affirmative in its statements and conclusions. A lot of times the answer was, ‘We don’t know.’ … That’s extremely exhausting for people. This idea that you have to live with uncertainty is very, very difficult. It generates anxiety. And, so, when science didn’t have a permanent and definitive take on the problem, people lost trust. Naturally, conspiracy theories emerge: ‘The virus was made in a lab. The government is lying to us.’ These theories are gett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e streets, at least in France.

Fortune: Do you think the public’s faith in science and expertise will recover?

Hartog: I don’t know. If the epidemic fades away, probably, yes. If there is a second wave—that would be terrible. It will also sow great doubts in medical experts.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the government. They are in an impossible position. In France, there has long been suspicions and opposi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is predates the pandemic.

Fortune: Faith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s crumbling everywhere.

Hartog: Politics these days is nothing if not presentist. Trump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and his Tweets are the best signal of that. He represents the zero-degree of politics. The nature of Twitter is to put you in a loop—someone says something, you reply, and then a few minutes later, it has lost all its meaning. And now all politicians are using Twitter for their communications. And that can distort not only the present, but the instant—particularly, if in the very next instant, the message is totally different. In that case, you are no longer obliged to remember what was said just three minutes earlier. In this kind of politics, it’s all about, first, reaction, and then emotion. And, of course, you have no space for any kind of reflection or analysis. You cannot take any distance to assess. You have to be on the spot, every minute.

Fortune: Will your next book reflect upon our shared coronavirus experience, and how it may or may not influenc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ime?

Hartog: My next book is called Chronos: The West’s Struggle with Time. It was supposed to come out in May. But it’s been postponed because of the crisis. It will now come out in October. It’s not a history of time, but it takes the long view on the ques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ime from the Christian world up to the Anthropocene—this present crisi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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